1986年冬天，北京一间安静的病房里，一位年过花甲的老将军伏在床上，胸口不断起伏，手边却摊着厚厚的稿纸。输液管挂在一侧，他仍坚持让身边人把第五次战役的资料摆好，嘴里反复念叨着“180师”三个字。

　　在许多熟悉那段历史的人看来，这多少有些意外。按照1952年公布的有关“通报”，第180师被指责为“未经激烈战斗即全师被歼”，主要干部“被围后政治动摇逃跑”。在这样的定性之下，一支部队似乎已经被盖棺论定，可这位当年的60军军长，却在生命最后一年，仍要为他们写一份详细“回顾”，还留下那句“不能一棍子打死他们”的话头。

　　这一前一后，显得颇有反差。要理解其中的缘由，还得把时间往回拨得更远一些。

　　韦杰出身广西，是壮族人，家境清苦。1931年前后，他年仅十五岁便参加红军，在很多同龄人还在为一日三餐发愁的时候，他已经扛起了步枪，踏上漫长的行军路。

　　十九岁那年，他加入中国，随后随部队参加长征。冰雪草地、激流大渡河，这些后来被反复讲述的场景，对他来说都不是故事，而是实打实走过来的路。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华中、华北一带辗转作战，多次负伤，也在战火中慢慢成长为一名能独立指挥的中层将领。

　　解放战争时期，韦杰先后参加了多次大兵团会战。东北、华北、长江两岸，都留下了他部队的番号。靠着一次次硬仗，他从团、师干部一路升任兵团级指挥员，在军内的名声也渐渐响亮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他被任命为第18兵团军长兼川北军区司令员。那时候西南地区土匪武装尚未肃清，残余的军官、特务也在山区活动，局势并不平静。不到一年时间，他指挥部队配合地方力量，消灭和瓦解各类匪特及反革命武装七万余人，基本扫清了当地的主要武装力量。

　　1951年春天，西南剿匪已经进入收尾阶段，原本有人以为这位壮族将军可以稍微喘一口气。没过多久，一纸调令突然下达，他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0军军长，归属第3兵团建制，从四川出发奔赴朝鲜战场。

　　接到命令后，他带着部队乘火车北上入关，再辗转到朝鲜战区集结。为了躲避敌机侦察轰炸，大部队白天隐蔽伪装，夜里摸黑行军，许多战士是在寒风与饥饿交织中一步步靠近前线日，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道，对联合国军发起第五次战役。这场战役自一开始，就注定不会轻松。

　　战役前两个阶段以进攻为主，志愿军主动出击，把敌人打退到预定地域。等进入第三阶段，战役重心转为有组织后撤，边打边走，利用山地迟滞敌人进攻。恰恰是这一阶段，成为整个第五次战役中代价最沉重、也是争议最多的一段。

　　到5月25日左右，第60军在北汉江南岸一线活动，美军特遣部队依托坦克和装甲车，从公路方向猛插，把60军所属部队割裂开来。军部与前后梯队之间的联络开始出现问题，形势变得相当被动。

　　处在队尾、负责掩护的第180师，在抢渡过北汉江后，被敌人机械化部队楔入，隔断在江北，和军部完全失去了联络。山地、江河、敌人穿插，再叠加缺乏完备的通信保障，很快就形成了一个对180师极为不利的态势。

　　有意思的是，此前几天，180师并不是“静悄悄地被包围”。根据战后汇报和统计，从5月22日接到后撤掩护命令起，到24日间，该师连续与美7师、美24师以及南朝鲜军第6师发生激烈交火。为了挡住对方沿公路的快速推进，师属部队在多个高地阵地反复争夺，一些连队伤亡接近半数。

　　更棘手的是供给。报告中提到，当时180师很多指战员已经连续七天没有吃上正规口粮，只能靠野菜、野果甚至树皮充饥，不少人因此中毒倒下。即便如此，他们仍咬牙坚守阵地，利用地形尽量迟滞敌人。正因为这些阻击，后方的伤员列车和大部队才有时间有秩序地撤出接触地域。

　　有一段战士回忆，当时夜里雨下得很冷，阵地上只剩下稀疏的枪声。临时指挥所里，一名营长压低嗓子对身边的人说：“后边的人要走出去，咱们就得咬住这口气。”旁边的军官回了一句：“只要还能扣扳机，就在这儿扛着。”这几句话，说得很直白，却把当时许多基层军官的心态表现得很清楚。

　　遗憾的是，在逐步转移和多次突围过程中，180师损失越来越大。部分官兵在高强度战斗中阵亡，有人吃了有毒野菜倒毙山沟，也有人在混乱中失散、掉队，被敌军俘获。按照战后较为可靠的统计，这个师入朝时约一万一千人，加上担任后方警戒和留守的教导队人员，战役结束后全师还能查点到的只剩四千余人，损失超过七千，占整个兵团总损失的大约五分之一。

　　战后，在总结第五次战役的会上，彭德怀在谈到180师的损失时，情绪非常激烈。他严厉质问韦杰，认为180师在被围困的情况下，依然存在突围可能，却因指挥混乱、精神准备不足，错过了机会。据在场人士回忆，他有一句话说得极重，大意是：“哪有这样慌乱，电台砸了，密码烧了，指挥员不该这么做！”言辞之重，在当时的氛围里，足见这件事在统帅心中的分量。

　　1957年，他又被调任副司令员，从此长期在西南工作。这一岗位他一干就是二十五年，直到1982年退居二线。说句实在话，从职务履历上看，这位将军的仕途算不上顺风顺水，却也始终处在重要位置。

　　然而，关于第180师在第五次战役中的失利，以及“干部逃跑”“未经激烈战斗即被全歼”这些刻板印象，并未随着时间自动消失。1952年7月下发的那份“通报”，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被视作权威材料，社会上不少谈论，也习惯直接引用里面的原话。

　　这一处理在当年的时代背景下，有其严肃军纪的考量。但从结果看，180师的番号很快从志愿军序列中消失，关于这支部队的评价，也长期定格在“失败”“遭全歼”的简单字眼上。许多普通官兵的牺牲与苦撑，反而被浓缩成几个不太光彩的词语，这确实让不少知情者感到心里不是滋味。

　　时间来到1986年，身患严重肺病的韦杰，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他在成都休养时，依旧不断关心部队建设。病情加重后转到北京医治，在医生反复嘱咐“要多休息”的情况下，他还是要求身边人把有关第五次战役和180师的资料整理出来，放在床头。

　　就在这一年，他写成了那篇题为《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中志愿军第180师遭受严重损失原因的回顾》的文章。篇幅不算短，内容却极为具体，从战前兵力部署一直写到被围后的突围行动，既写自己的指挥问题，也写战场客观困难。文稿的开头，他就强调，希望能“真实地记下这一段过程”，给以后研究和部队训练提供借鉴。

　　在这篇回顾当中，有两条观点格外引人注意。其一，他明确指出，称180师“未经激烈战斗”并不符合事实。从22日至27日，部队一直处在边打边退、反复阻击的状态，多处阵地发生近距离争夺，伤亡也集中在这几天。其二，“全师被歼”的说法同样不严谨。1951年6月12日的统计显示，180师尚有四千余人在册，其中包括后方留守和后勤人员，也包括被围后分散突围、陆续归队的两三千名官兵。

　　韦杰在文中，也没有回避自身和上级指挥上的重大失误。他梳理出造成180师遭受惨重损失的七个方面原因：对于敌情估计过于乐观，有轻敌、冒进的成分；兵力部署过分分散，各级手里都缺乏可以机动使用的预备队；阻击阵地选择欠妥，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重点防御点；同友邻部队协同不顺畅，情报共享滞后；通信联络极不稳定，指挥链条时断时续；后勤补给力量薄弱，粮弹供应跟不上作战节奏，严重限制了部队行动；最后一点，也是最敏感的一点——局部战斗中，180师部分领导干部在突然遇险时心理准备不足、指挥不够果断，甚至出现慌乱。

　　他把“领导干部遇险慌乱”列为原因之一，却并没有把问题归结为“逃跑”二字。用他的话说，是“指挥失当”，是战场意外和主观缺陷叠加后的综合结果。这样的表述，既没有为任何人开脱，也没有把全部责任压在普通官兵身上。

　　站到更大的战役层面来看，后来说过一句话，形容第五次战役是“打早了，打远了，口张大了”。战役原本考虑在5月中旬发起，后来提前到4月下旬，客观上造成粮食、弹药等保障尚未完全到位，各兵团之间的协同准备也比较仓促。第3兵团本身入朝时间最晚，对地形、敌情都不够熟悉，兵团与所属军、师之间磨合有限，这些问题叠加在一起，很容易在高强度运动战中积累成严重后果。

　　有研究者分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80师在被机械化部队割裂、通信中断后，既不敢贸然改变预定突围方向，又缺乏足够预备队掩护，只能按原有指示分散突围。结果一旦遭遇敌人火力封锁，小股部队极易被分割包围，造成了大量散失和被俘。这种局面，说白了，是整个系统在高压下“一起出问题”的结果，而不只是某一个师或者某几名干部的单独责任。

　　从这些史料能够看出，180师在战役后期确实遭遇了严重失败，但过程远远谈不上“未打就散”。很多官兵在极其恶劣的保障条件下，坚持战斗到最后时刻，最终或者阵亡，或者战斗失利后被俘。若简单用“逃跑”来概括整支部队，不论在感情上还是在事实层面，都显得过于草率。

　　也正是在这一点上，韦杰晚年那句“一棍子打死他们不公平”，显得格外沉重。他清楚，作为当时的军长，自己难辞其咎，撤职的处分也并非无缘无故。但在他心里，更放不下的是那些早已没有机会为自己说话的普通战士。几十年以后，他选择用一篇详尽的文字，把当年的战斗经过、指挥得失、客观条件一条条摆出来，让后来者自己下判断。

　　从结果看，这篇回顾被发表后，慢慢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关于180师的相关讨论，也不再只是简单重复“通报”里的几个定性用语，而是更多地开始关注战役全局、指挥系统和后勤保障等层面的问题。说句公道话，这种变化本身，就说明那篇出自病床的文字，并没有白写。

　　1987年2月3日，韦杰在北京病逝，享年七十三岁。他这一生从十五岁扛枪，到晚年伏案写下关于失败战例的长篇回顾，行军路与写字台看似相距甚远，却共同构成了他个人命运的一条完整轨迹。而在这条轨迹上，第180师的沉重名字，始终没有被他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