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制造业PMI、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PMI产出指数分别为49.3%、49.4%和49.8%，均较上月下降0.8个百分点左右。这看似是一次典型的“开年淡季”回调。诚然，低温天气、春节临近导致的施工放缓、以及去年12月部分行业“冲业绩”对需求的透支，都是合理的季节性解释。

　　·价格指数的“剪刀差”挤压利润：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56.1%）大幅高于出厂价格指数（50.6%），且前者攀升至2024年6月以来的新高。这导致超过34%的制造业企业反映利润下降，形成典型的成本推动型通胀与需求萎缩并存的类滞胀格局。成本端承受了输入性通胀压力（与近期部分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及地缘冲突溢价有关），而需求端（新订单指数49.2%）却显疲软，企业利润空间遭受双向挤压。这不仅仅是淡季问题，更是全球供应链扰动与内需有效需求不足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上游通胀、下游通缩的分裂，也恰是《资本论》所警示的一般利润率趋向下降的直接原因是社会平均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的当代印证——当资本技术构成提高而剩余价值率无法同步提升时，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便开始显现其约束力。

　　·行业的“冰与火之歌”：数据内部剧烈分化。高技术制造业PMI高达52.0%，连续两个月位于高景气区间，以“新质生产力”为代表的产业升级方向逆势领跑。与此同时，消费品行业（48.3%）和高耗能行业（47.9%）则处于收缩区间。服务业中，金融业（货币金融、资本市场服务指数高于65.0%）异常活跃，而房地产业商务活动指数则降至40%以下的深度收缩区间。这种分化清晰指向了经济动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换轨”——从传统的房地产驱动向新质生产力驱动的历史性跨越。正如约瑟夫·熊彼特在其创造性破坏理论中所言：经济周期是创新引起的旧均衡的破坏和向新均衡的过渡，创造性破坏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性事实。

　　·全球需求的“逆风”：新出口订单指数为47.8%，继续回落。这不仅受到季节性影响，也映射出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一方面，美国“伊朗关税”等政策制造了新的贸易壁垒不确定性；另一方面，IMF前副总裁戈皮纳特指出，美国将关税提高至近一个世纪高位，其带来的结构性损害存在滞后效应，将在2026年更清晰地显现，冲击全球贸易。

　　另外，回归近十年1月PMI的历史分布，一个被忽视的季节性密码浮现：2016年1月49.4%（供给侧改革前夜）、2019年1月49.5%（贸易战初期）、2024年1月49.2%、2026年1月49.3%——这四个位于荣枯线月数据点，恰好对应着全球贸易体系的四次结构性断裂：全球化退潮、保护主义抬头、供应链区域化、以及当下的三大脱钩深化期。

　　PMI数据发布的同时，全球资本市场也在上演一场深刻的范式转移，并且必然次第影响到境内企业的出海布局与境内相关行业的生态。美银全球研究团队警示，金融市场正面临三个历史性的“脱钩”：

　　在传统框架下，实际利率上升（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增加）应打压金价。然而，当前金价在美联储维持高利率（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3.5%-3.7%区间）的环境下却屡创新高，现货黄金价格甚至一度触及5500美元/盎司的高位。黄金正从单纯的通胀对冲工具，转变为全球信用对冲和政策不信任的终极载体。

　　这种脱钩的本质，恰如大卫·休谟在《论贸易平衡》中提出的价格-铸币流动机制的反向演绎——当金本位制下的自动调节机制失效，信用货币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便暴露无遗。就如休谟所言，货币数量与物价水平的联动关系，在现代信用货币体系下已经转变为对货币信用本身的质疑。

　　尽管美国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利差仍支持美元，但美元汇率走势却弱于理论水平。全球央行和机构投资者出于地缘政治和“去风险化”考虑，正在悄然推进外汇储备的多元化，削弱了美元的传统霸权溢价。

　　两者总回报的相关性近期转为负值。这意味着，新兴市场的资产价格不再简单地跟随美债波动起舞，其本土的“相对政策质量”与“相对经济表现”成为更重要的定价核心。

　　这“三大脱钩”的本质，是全球“民粹主义”政策水平升至历史高位（覆盖国家比例超过1930年代和1970年代）所引发的市场规则的系统性重塑。民粹主义政策通常伴随经济增长放缓、通胀上升、关税提高和贸易收缩。在此背景下，市场不再相信旧有的关联模型。在此背景下，凯恩斯那句长盛不衰的名言：“长期看我们都会死，但是我们无法等到那么久”，显得尤为贴切。市场不再相信旧有的关联模型，资产正在依据新的风险-信用图谱进行全球再定价。

　　面对国内周期性波动、成本挤压以及全球“脱钩”带来的不确定性，企业出海已超越增长拓展的范畴，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宏观风险对冲”策略。当前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景气峰谷分化，也为企业出海进行峰谷对冲提供了重要契机。

　　·对冲区域经济周期：不同经济体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周期位置。数据显示，2026年1月中国制造业PMI 49.3%（收缩），欧元区制造业PMI 49.4%（收缩），韩国制造业CBSI 97.5%（偏弱），而美国制造业PMI 51.2%（扩张），印度制造业PMI 54.3%（扩张）。也就是说，当东亚面临制造业淡季和结构调整时，东南亚、中东、拉美部分国家可能正处在工业化与基础设施建设的上行周期。这种区域峰谷差异，意味着企业出海可通过“空间布局分散周期风险”，可以平缓母国经济周期性波动带来的营收冲击。

　　·对冲地缘政治与贸易摩擦风险：美国针对特定国家的关税政策（如“伊朗关税”）具有高度的定向性和不可预测性。通过在第三方国家（尤其是与各大经济体均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设立生产基地，企业可以构建更具韧性的“中国+N”全球供应链网络，灵活调整产地来源，规避单点制裁风险。例如，特斯拉在墨西哥蒙特雷投资超100亿美元建设超级工厂，带动宁德时代、拓普集团等中国供应商同步建厂，形成中国技术+墨西哥制造模式，意在通过美墨加协定（USMCA）实现关税规避。

　　·对冲成本与市场结构风险：靠近原材料产地、能源低廉地区或潜力消费市场进行本地化生产，能直接应对国内原材料价格攀升和需求结构变化的问题。例如赛轮轮胎在印尼建设360万条子午线轮胎项目，意在利用东南亚工厂单条轮胎投资成本仅为美国工厂1/7的成本优势，叠加关税规避能力，实现毛利率维持高位。

　　当前全球经济的分化格局与中国1月PMI的波动，并非历史孤例。回溯1930年代全球经济大萧条后的复苏期，同样是呈现出“区域分化、政策博弈、行业重构”的特征——美国通过“罗斯福新政”实现经济复苏，欧洲陷入长期停滞，其他板块部分国家通过出口导向型战略实现增长，这种分化与当前“美国经济不确定、欧洲弱复苏、中国稳复苏、新兴市场分化”的格局高度相似。两次历史时期的共性在于：全球经济秩序重构期，单一经济体的景气波动必然受地缘博弈、政策选择与产业升级的多重影响，而“主动求变、顺势而为”是穿越周期的核心逻辑。

　　以系统论视角审视，当下主要矛盾已非简单的供给 vs 需求，而是制度性成本上升与全要素生产率尚未突破临界点导致的结构性张力。外部关税冲击不过是通过外因形式催化了内因的显现——当企业反映利润下降的占比突破34%临界点时，意味着资本周转速度已低于债务滚动成本，这正是明斯基所警示的从对冲融资向投机融资转化的危险阈值。

　　明斯基在其金融不稳定假说中指出：我们经济的基本特征，就是金融体系在稳固和脆弱之间摇摆，稳定是不稳定的。当系统处于长期稳定状态时，市场主体会低估风险，通过增加债务杠杆追求利润，最终导致系统脆弱性累积。当前中国制造业面临的价格剪刀差与利润挤压，某种程度上来说，已接近于制度性成本-金融杠杆-产能过剩三重挤压下的明斯基时刻的前兆。

　　《管子·轻重篇》两千年前便已悟透其中的机制：物多则贱，寡则贵。章之以物则物重，不章以物则物轻。今日之中国制造业，恰处于物多（产能充裕）与章之无力（需求管理待加强）的双重压力下。特朗普2.0时代的关税大棒与科技战，对中国制造业固然是外生冲击，但更深层的矛盾仍在于内部——有效需求不足与资产负债表修复的赛跑。

　　上世纪30年代，帝国主义可以通过战争或风险转嫁的方式解决矛盾，比如美资对德国的资本支持和对日本出口两用物资的战略考量，就是出于后者。但对我们来说，不论是文明基因还是政治属性，都无法寻求这种解决方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出海正是通过对外输出资本和产能，在更大的地理空间和制度环境中寻求破解之道的必然选择。

　　未来12个月，全球经济将在政策托底+产业升级的双重驱动下实现弱复苏，分化依然是主基调。高盛最新预测认为，中国2026年实际GDP增长4.8%，出口将保持韧性，但国内消费受劳动力市场疲弱（城镇工资增速放缓至3.8%）和房地产持续调整制约。摩根士丹利则表示，中国GDP平减指数连续9个季度为负，PPI连续33个月下降，通缩+内卷的双重困境短期内难以打破。

　　美国方面，当前ISM的反弹更多是政策透支型脉冲，二季度后随着关税的通胀效应显现（核心PCE或反弹至3%以上），美联储有可能陷入滞胀式困境——想降息刺激经济，却怕通胀复燃；想维持高利率稳物价，却惧制造业二次衰退。

　　根据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理论，短期内通胀与失业之间存在权衡取舍，但长期中曲线呈垂直状态，失业率将回归自然失业率水平。当前美国正处于短期权衡向长期垂直曲线过渡的敏感期，任何政策失误都可能触发滞胀-衰退双底风险。这将构成全年最大的宏观不确定性。

　　资产配置需遵循防御+进攻结合的原则——以黄金、高等级债券作为防御配置，对冲地缘波动风险；以优质制造业龙头、新动能行业作为进攻配置，分享产业升级红利。正如俗语所言：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更要把好鸡蛋放在对的篮子里。

　　黄金的配置逻辑已超越传统的费雪方程式（实际利率=名义利率-通胀预期）框架，进入央行购金锚主导的新范式。2022-2024年全球央行年均净购金量达1073吨，占全球黄金总需求比重从11%跃升至23%，这种结构性需求彻底扭转了黄金的定价逻辑。

　　在跨境产能的布局方面，企业出海已不再只是成本套利，而是生存必需。RCEP区域原产地累积规则使区域内中间品生产和贸易显著扩大，2024年我国发放RCEP优惠原产地证书同比增长17.4%，企业享惠出口货值达2846亿元。所以，在全球供应链重构中，通过前期战略性投入，换取长期的市场准入与风险对冲，并非简单的成本收益计算，而是为了构建可持续的跨国经营生态。

　　·部分布局于近岸区域，规避直接对美出口的高关税风险。

　　国内方面，一季度GDP增速或下探4.5%，但随着两会后财政发力（赤字率预计突破3.5%）与设备更新改造专项再贷款的投放，制造业PMI有望在二季度重回荣枯线上方。根据萨伊定律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之逻辑，当前政策重心正从单纯的刺激需求转向通过供给侧改革（反内卷）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这就是破解低物价循环的政策关键。

　　《史记·货殖列传》云：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此其大经也。对企业来说，在无财（利润下降）阶段需靠实干（作力）熬过寒冬；在少有（资源有限）阶段需靠智慧（斗智）优化布局；待既饶（产能与渠道成熟）之时，则需把握时机（争时）实现跃迁。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三大脱钩时代，唯有锚定数据、敬畏规律、顺势而为，才能在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中化危为机，穿越周期、实现资产的稳健增值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期，新质生产力（高技术制造业PMI 52.0%）取代传统房地产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已不可逆转，这正是最大的确定性所在。

　　市场资源配置权、定价权的体系化深层次掌控，是把握经济大势的金钥匙。我的理解其社会根基社会主义是正三角，资本主义是倒三角。适合的实物拥有是后盾。有这样的前提，应对经济结构性或突发事态性调整都是一个时间和速度问题。且柔性刚性艺术性等等可随时态合理发挥。社会稳定的前提是得有相对稳定的经济基础。冯老师的文章让我们看到了国家战略定力的前瞻性，可靠性和稳定性。生在华夏知足知福。为祖国点赞！[赞][赞][赞]感谢冯老师的分享！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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